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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18年04月28日 15:31来源: 艺术滨州作者:陈丹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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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重庆时时开奖软件大全 www.banssl.net 2006年5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届 “大学人文节”暨“鲁迅新文化周”讲演 

    陈丹青

    大家好:

    去年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了一回大先生。要说的话,都说穷了。今天是海婴先生的公子周令飞拉我再讲一回,不敢推却。既是大先生逝世七十周年,我就想一个题目,叫做“鲁迅与死亡”。

    这是个黑暗的话题。我们纪念海婴的父亲、令飞的祖父,可以取这样黑暗的话题么?我想来想去,在中国,没有人像他那样公布内心的黑暗,而且最擅于书写一团漆黑的死亡。所以下面说出的意思假如不得体,还请大家,尤其请海婴先生父子,多多包涵。

    我常想,周家父子真是难做人、做人难:除了血缘,鲁迅几乎不是你们的家人。他的声誉,还有一代一代像我这样的外人,永远拿“鲁迅”这个名字打搅你们全家。我这里忽然想到海婴先生书中提到的一件旧事,说是当年国难当头,有人责难周作人先生为什么不肯离开北京,他说,我要抚养一家人,并指着老太太说:“这是鲁迅的母亲呀!”听那说法,好像老太太不是他的母亲。

    这是令人反感的??晌叶亮?,却发笑,而且认真想了想:我倒是愿意揣想海婴的叔叔并没恶意:当人家以“国事”威胁周家的家事,周作人也可用“家事”——即“鲁迅的母亲”——与国事相周旋。早在1937年,他就知道他哥哥多么重要,重要得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大符号,而抚养这符号的母亲,的确可以是他辩称留京的理由之一。

    昨天有幸与海婴父子交谈,又听了令飞的讲演,这才清楚周家后人几十年来的难处——鲁迅的骨血,亲子孙,如今对鲁迅的后事没有一点过问的权力,周豫才不再是周家人,一谈鲁迅,等于谈国事,海婴的父亲,令飞的祖父,早就被霸占,被百分之百地“国有化”了。

    扯远了。请海婴父子原谅。现在我来说我的话题:“鲁迅与死亡”——死亡,不是家事,不是国事,是我们都要遭遇的事。

    (一)

   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,写了一篇随笔,叫做《死》。过了一个多月,他真的去世了。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今古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,也是绝品,而其中遗嘱的最后两句,真不愧为堂堂鲁迅,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誌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,可谓独领风骚。这两句话,我们早知道的,就是:

    让他们怨恨去,我一个都不宽恕。

    我的问题是:我们果然知道鲁迅先生什么意思?为什么说这两句话么?当然,要是拿教科书去解释,拿鲁迅的时代去核对,拿世俗的道德观去谴责,几句话就可以解释——同时消解——这两句话。我现在不想、也不能来给出自己的理解,我只是猜: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,伏尔泰读到,拜伦读到,尼采读到,裴多菲读到,萨特读到,甚至给主张宽恕而终于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读到,都会拿鲁迅没办法;我们的曹孟德、李太白、苏轼、李贄之流要是读到了,也会无可奈何,击节赞赏。总之,但凡果真看破人类,看透死亡的人,都会拿这两句话没办法。为什么呢?这是不该追究、不容辩说、不可就事论事的话。我知道,这两句话是许多讨厌的“好人”们讨厌鲁迅、非难鲁迅的证据和话柄——为什么不宽容呀,为什么主张怨恨呀,为什么心胸狭窄,不肯“人之将死、其言也善”呀,等等、等等——我听到这类意思,心里就想:

    好吧,你们去怨恨去。

    西洋基督教的所谓“宽恕”,固然催人警醒,中国有人居然说是“一个都不宽恕”,又是一种警醒。有一次,我倒是想起怀疑论者的老前辈,那位法国人蒙田同志,想起他另两句和鲁迅的意思不很相干,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——“欧洲人临死时,往往有一种仪式,是请别人宽恕,自己也宽恕了别人?!?而正宗欧洲人蒙田先生临终,到底屈服了他所怀疑的宗教,请来教士,做弥撒,还留下两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:

    我的脑袋不肯屈服,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。

    大家想想看,一位,是将近三百年前的欧洲人,一位,是七十年前的中国人;一个说:“我的膝盖不听话”,一个说:“我一个都不宽恕”,这不是很有意思吗?只是蒙田这话是在他死床上说的呢,还是像鲁迅那样事先写好在那里,我不知道。我真想知道,蒙田要是读到鲁迅这两句话,他的脑袋会怎样想。

    在鲁迅虚构的小说中,许多主角死掉了。他的散文,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,真的死亡。描述死亡的小说,世上太多了,中国当代新文学的时髦之一,就是动辙将主角置于死地??墒翘嘎鬯劳?,则在现代中国,我不知道还有谁写得比鲁迅先生更好看、更隽永、更耐读——祭稿、悼文,原是古老的文类,而一旦写到他人的死,最是容易落尽俗套:或娇饰,或夸张,或滥情,极容易流入浅薄,以至轻佻。诚然,写他人的死,容易感动自己,甚而为他人所感动,其实就文章论,再是难写不过,因为心态毕露,更因为追记死者,是对于写作的严厉的考验。你与死者怎样情深谊长,你怎样有名位,一到追念哀悼的文章,便会漏自己的底——小范围看,譬如我们文艺圈内几十年来名人悼念名人的文章,几乎十篇有十篇我便读不下去,读下去,也不能怎样感动,顶多是得知一点死者不死便难以知道的故实,与死者,与文章的美,并不相干。

    古文的祭悼的经典,不去说了。近百年来凡哀悼与纪念的篇章,具有文学的大价值,值得一再一再诵读者,我愿武断地说,几乎全在鲁迅名下。

    莫非这是鲁迅的命?我平日闲读鲁迅的文章,不免发现应时因事,他也有急就、疲惫、略显潦草的篇幅,可是写到死亡,鲁迅便即文思泉涌,大见笔力,大显骨子,这不单是说人格的力量,更是驾驭文学的力量。我每读他的哀悼文章,欣赏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,而是他的克制、他的质朴、他的语气的“平”——《纪念刘和珍君》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,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滥用至今,单就文章论,却是一路写着,激昂上去了,平下来,再激昂上去了,又平下来。到了纪念柔石他们,语调苍老,无以复加。听说柔石身中十弹,鲁迅只用了四个字:“原来如此”。而明明是在纪念,却说是“为了忘却”,以文笔论,何其高明,以身世论,却是平白的老实话——我这里也来补一句实话:近时读到一种史料,方才知道柔石他们是究竟怎样被告密而丧命的,一读之下,我立即想到鲁迅。老人家生前要是知道,他会说不出话。

    (二)

    但我今天要说的意思,不是以上的意思。我要说的,实在是鲁迅与死亡的关系。鲁迅的角角落落,被几代研究者搜索一空,大约都讲过了,我不晓得这个题目是否有人早就说起过,如果有,便算我无知——直白地讲,这题目,就是鲁迅的生前与身后,许多位与他亲近、接近的人,或者死得早,或者死于非命、死得好惨,用文雅的说法,就是“非正常死亡”。今天我拟定一份鲁迅身边的死亡名单,算了算,大致15位,以下引述如有不确,敬请专家指正:

    鲁迅的父亲(不到40岁,死于?。?/p>

    范爱农(30多岁,死于溺水)

    陶元庆(30岁上下,死于急?。?/p>

    陈师曾(41岁,死于急?。?/p>

    刘和珍(20岁出头,死于镇压)

    韦素园(30多岁,死于肺痨)

    肖红(30多岁,死于肺痨)

    柔石(30岁,死于死刑)

    瞿秋白(38岁,死于死刑)

    杨杏佛(50岁上下,死于谋杀)

    郁达夫(50岁上下,死于谋杀)

    许寿裳(65岁,死于谋杀)

    陈仪(60岁上下,死于死刑)

    郑振铎(不到60岁,死于空难)

    周作人(80多岁,死于迫害)

    这是以上死者的命?抑或是鲁迅的命?谁在算这命?如果说太迷信,我们或者可以改称为无情的象征,那么,环绕鲁迅周围的死亡象征什么?为什么是象征?

    我没有答案。以我对历史的茫然无知,我注意到,但凡尺寸太大的历史人物,有几位的命运,是会使他周围的若干人,因为他,或者不因为他,而死于非命。此刻想到的例子,有毛泽东,还有毕加索。大家知道,毛润之的亲属,六位死于革命,包括长子,后来,还应该加上他的夫人。毕加索,则死前说过一句大不祥的话,他说:“我的死将如海难,周围的小船为之沉没?!苯峁?,他的第三位情人上吊自杀,一位儿子以车祸自杀,第四位情人死于疯人院,最后一位夫人在毕加索大型回顾展开幕前夜,举枪自杀。

    我们考察乱世,或者相信传统所谓“命凶”之类迷信,便发现总有一些倒霉的人,不断承受亲友的死。我就有位老画友持续为父母与三个兄弟操办丧事,直到他孤零零一个人活。不用说,在战争年代,在某种职业如军人、警察、特工等等之中,必有不少人频频承受他人与同行的死亡。我的祖父,黄埔军人,亲身参加抗战与内战,目击太多死亡,从不谈起战争;我在纽约认识一位犹太老人,一桌子相片,几十位家人,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——文人、雅士,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,类似的个案多不多?倘若在乱世,是否也能找出几位有过类似的遭遇?如果有,甚至不少,那我便要怀疑今天所讲,能不能成为一个话题?

    现成的答案不能说服我。譬如当时的统治如何黑暗呀,多少志士惨遭杀害呀,等等等等。我很早就注意鲁迅与他周围的死者,并直觉其中还有未被说出的真实——或“非真实”——我读书太少,非要申说追究,我们需要统计与案例。在大革命年代,也许不少人周围都有一份死亡名单吧?譬如,将范围缩小到五四一代文人,有没有类似的例?就我所知,陈独秀的两位公子死于死刑,郭沫若的长子文革中被迫跳楼身亡。此外,蔡元培、胡适之、刘半农、林语堂、钱玄同、马幼鱼、沈兼士、孙伏园、徐志摹、谢冰心、陈西滢……在这长串名单中,我很想知道,他们中有没有哪位像鲁迅先生那样,持续得知同学、朋友、知己、晚生的死,而且是暴死?

    现在我们来详细看看以上死者的情形。

    先说死因:15人中,鲁迅的父亲、陶元庆、陈师曾、韦素园、萧红这五位,因病夭折,这在生活中不算格外罕见,或许可以从这份名单中剔除,而其余十位,则个个属于非正常死亡:

    范爱农的溺死,据鲁迅揣测,是自杀。刘和珍,典型的死于非命。

    柔石、瞿秋白二位被枪毙,其死罪,当时属于“谋乱”,正面的说法是光荣就义,中性的说法,是死于政治斗争。

    另三位死于谋杀:扬杏佛的死,非常著名,不说了,郁达夫的死也著名,不说了;少被说起的是许寿裳老先生,他于1946年赴台湾大学任教,因计划写作鲁迅传,为当局所忌,于1948年遭遇暗杀。我在纽约读到一份相关资料,是他在半夜睡眠中,被暗杀者砍破头颅。15位死者中,他是唯一一位死因与鲁迅有直接牵连者。

    陈仪则身为国民政府高官,四十年代赴任台湾省省长,直接负责二二八镇压,后调任浙江省省长,1949年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信心,意图劝汤恩伯转变,事泄,以谋反罪被枪毙。山东画报出版社某期《老照片》有专文述及,并附死刑照片,只见陈仪身体胖大,西装革履,若无其事,没有捆绑或手铐,相关记述中也说他临刑镇定,被特许独自清理文件,交代后事。

    最后两位,郑振铎遭遇空难,亦属死于非命,周作人的死,则应了他晚年刻印的字句:“寿则多辱”,被红卫兵折磨而死。

    再说这些死者与鲁迅的关系:

    15位死者中,两位是鲁迅的血亲,即父亲与二弟。童年丧父对鲁迅毕生的影响,不言而喻。我注意到,很多大文豪童年或丧父或丧母,或丧双亲。手边没有资料,能想起的,譬如胡适、高尔基、托尔斯泰、海明威,罗兰·巴特,就都是。周作人的死,鲁迅当然不知道,他要是知道二弟的附逆,又知道文革的发生,必有大感慨。

    范爱农,鲁迅早年的同学与挚友,鲁迅晚年整理著作,仍一再收入自己的悼念诗。以我的偏见,《范爱农》一文,妙不可言,纯就文学价值论,尤甚于他纪念刘和珍与柔石的文字。

    陈师曾,画家,陈寅恪的哥哥,与鲁迅是留日同学,回国后同在教育部任职。鲁迅一生多有画家朋友,早年最要好的便是陈师曾,日后出版《北平笺谱》,还写到陈师曾对于美术的贡献。陈是齐白石最早的识赏者,将他的画携去日本展览销售,被齐白石视为恩人。

    陶元庆,鲁迅小说集的封面设计者,鲁迅最为传神的两件肖像,我以为一是司徒乔先生画的遗像,一幅,便是陶元庆的木炭笔肖像。陶君死后,鲁迅自出三百大洋为之购置坟墓,情谊非同一般。

    刘和珍的死,因鲁迅的文章而大有名,以至三一八惨案的其他亡灵显得次要——这是文学的诡谲,也是死者与生者的关系的诡谲,下面还会说到。不过近年有文论说刘和珍是鲁迅的暗恋者,我以为是好事之论,不足道,即便是,也非鲁迅痛悼的理由。

    韦素园、萧红是鲁迅著名的忘年交。对前者的死,鲁迅纪念专文中出现少见的哀惋。后者的死,鲁迅不知道,以他晚岁与二萧近于亲昵的交往,可知对萧红的识赏与欢喜。

    柔石与瞿秋白之死于鲁迅刺激之深,不必说了。历来,鲁迅与瞿秋白关系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,瞿秋白临刑前的《多余的话》,才是他,也是共产运动史真正重要的文献。在另一面,则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毕竟有限,与鲁迅不配的,而鲁迅寂寞,要朋友。这两位江南人半夜谈革命,和当时职业革命家是两类人格、两种谈法、两个层次,然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们究竟谈了什么,又是怎样谈——我所注意的是,鲁迅与他这位“知己者”都不曾梦到身后双双被巨大的利用所包围,并双双拥有阔气的坟墓,一在南,一在北,结果八宝山的瞿秋白大墓文革期间被砸毁——两座墓的命运,也可窥见两位“知己”的真关系。

    杨杏佛的死不见于鲁迅专文,或者如他所说,平辈死亡总不如晚辈的死那么令人哀痛,但他不避暗杀径赴悼唁的细节,反倒比杨杏佛的死更著名。

    以上死者死于鲁迅生前。以下几位,则死在鲁迅身后,为什么也要说呢?因为他们与鲁迅生前的关系,以及在鲁迅死后的结局,同样构成环绕鲁迅的死亡图景。

    郁达夫,是“创造社”中唯一一位与鲁迅熟腻无间,不存介蒂的人。又是15人中唯一一位死于外国侵略者之手,结局之凶,犹甚于鲁迅生前所目击的朋友的死亡。

    许寿裳与鲁迅的终生情谊,超越老同学关系。在古代,是要树碑立传的,可能因他非左翼的身份,不予宣传。鲁迅死,多少人以守护鲁迅为终生职志,忠厚耿介如许寿裳,是唯一为此丧命的人。

    郑振铎与鲁迅的友谊比较地不具有政治色彩,而死于空难,毕竟可惜。

    值得一说的是陈仪。假如我没记错,他是鲁迅留日同学中在国民政府任职最高者。鲁迅与他什么关系呢?在日本,许寿裳、陈仪两兄弟是和鲁迅极要好的同学。鲁迅晚年生气时,?;崴担骸拔胰フ页乱堑庇熳尤?!”若交谊不深,他断然不会讲这种话。鲁迅通信集不见两人的书信,以陈仪准国民党官方身份而不见于鲁迅研究资料,并不奇怪。如有学者熟悉此人,我极愿请教,有他在,鲁迅交友录才能比较地非政治化,对于认识民国年间人物关系的真相,多有助益。

    这15位死者,除了至亲,分别是鲁迅的老友、挚友、良友、晚生。而其中被镇压,被枪毙,被谋杀的暴死者,竟多达7位,这种遭遇,任何人哪怕只经历一次,都是刺激至深的创痛。而与鲁迅有涉,死于死刑的人数其实还可加上4位:譬如与鲁迅缘分较浅、同柔石一起被难的殷夫、冯铿,譬如他从未谋面,却将死牢里写成的遗作辗转托付给鲁迅的方志敏。论到五四战友,我们不该忘记死于绞刑的李大钊。

    另有一位青年摄影家沙飞,与鲁迅交谊甚浅,却为我们留下鲁迅最后岁月的珍贵照片,说来离奇。他也死于死刑:三十年代末,沙飞赴延安参加革命,解放前夕因病中的疯狂在医院亲手枪杀一位日本军医,破坏了战后中日关系,不得已,被我军就地处决。我手边有他女儿赠送的《沙飞影集》,开首即是他拍摄鲁迅参观木刻展并与左翼青年笑谈的著名照片,结尾,是沙飞当年在河北就刑地点的照片,附当年战友与死刑执行者的详细回忆。

    (三)

    至此,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什么?没有结论。我不做鲁迅研究,只是喜欢说起他。去年我说“他好看、他好玩”,虽是恭恭敬敬心里话,毕竟语出偏锋,有欠珍重的。今天的调子忽然暗下来,什么意思呢?

    我想了半天,想起孔子说:“不知生,焉知死?!蹦敲?,鲁迅的命题正好相反:“不知死,焉知生?!贝右陨险夥菟劳雒ズ吐逞赶壬赜谒劳龅奶?,我们来看看他的死亡观。

   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,其死亡的意义,早有教科书不容质疑的定论在——我讨厌一切定论,我欢喜的是鲁迅这个人。我常想,我们活在教科书中活得太久了,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今已死了七十年,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某一端,我徒然想要他与教科书分离,讨还我作为读者的私人性,也因此将这私人性还给鲁迅,使他如任何单一的生命那样,无辜一些。

    什么叫做无辜?我愿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:这便是一个人格外无辜的一刻。鲁迅不是政客,不是革命家,他没有理由像专事死亡事业的人那样,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。他固然深知世道凶险,人命旦夕,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顺序中,并不事先知道谁会死,怎样死法,谁是下一位。今天海婴先生健在,他当年便是一位小小的无辜者:从他出生到七岁,他完全不知道楼下父亲房间里传来什么凶信:他两岁那年,柔石被拉出去枪毙;他五岁那年,瞿秋白在楼下厢房里躲藏过,不久也给拉出去枪毙;许寿裳更是周家的???,结果脑袋给砍得裂开来……。

    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份人家:鲁迅到上海,安家生子,是他最为安定的十年,平心而论,那也是北伐成功后,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十年,而其间鲁迅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难。这些周家的家事,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历史,但我们要分清楚:教科书不等于历史。

    没有人能够还原历史,但我要自己阅读它:以下陈述与教科书多有重合,我来一路试着分分开。

    譬如,为什么这些鬼魂与鲁迅老是有关系?依照教科书的解释,是他活在危险的年代。是的,鲁迅时代的世道凶险,今日青年极难想象,而那时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,扰动国家,以至文人的危险,犹甚于今天的武人。但教科书不会说:危险与危险者从来是双向的:鲁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军阀、国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别视为危险。当时与鲁迅往来如瞿秋白、柔石、陈庚、冯雪峰等人,若是套用古话,不存贬义,便是标准的亡命之徒。

    所以鲁迅自己就是个危险者。教科书告诉我们:鲁迅生前长期被国民政府列为通缉犯,被各种思想与势力视为危险。但教科书训条从来是单向的,大家不要忘记:直到今天,鲁迅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。我们只要看看追随鲁迅的青年:胡风、冯雪峰、萧军、川岛、聂甘弩……虽然没有被枪杀,但个个恨恨而死,不得好活,鲁迅要能活转来写写他们,他必须为学生们的这种活法与死因,寻找别的说法。

    这些鲁迅后事,大家都知道,我想说的意思仍然不是这些。

    鲁迅的早岁、中年与晚期,分别历经清政府、军阀执政府与国民政府。实在说,他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:他是晚清官费的海归派,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官员,后来走开单干,靠近左翼,一如胡适的归属右翼——鲁迅的书被国民党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胡适的书被新中国一直被禁止到上世纪九十年代。不论怎么说,这两位五四人物终究不过是不肯安分的文人。而从最高道德看,则鲁迅之为鲁迅,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。

    革命者、政治家,不是异端。异端,是顺逆两面、左右两派,甚至在自己的阵营中也不讨好,并不肯讨好的人。史料证明:鲁迅与左翼,胡适与右翼,均持续发生深刻的矛盾。而鲁迅较之于胡适,尤为异端。(转自陈丹青博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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